我的舅公林超夏
前段时间,母亲转给我一篇介绍温岭凤屏社区的推文,里面提及她的外公与舅舅,我才知道母亲的林氏家族与音乐有着深厚的渊源。也许是林氏血液里流淌着丰厚的音乐细胞,我的大姨小姨从小就展露出音乐天赋,大姨12岁一举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,小姨小学时就能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等百人合唱,尽管我的母亲不像姐妹们那么出色,但她也通过自学学会了弹琴,同时她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,请外婆担任我的钢琴启蒙老师。她们的严格要求为我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,我才有了后来的音乐教育学习经历,直至如今在艺术院校工作,这些应该都源自家族的熏陶。我想借此机会,分享我的舅公——音乐家、作曲家林超夏的故事,让更多的人认识他。
林超夏(1914.2.28--1977.10.23),温岭县横山头人,提琴演奏家、音乐教育家、作曲家、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。他从小受到民间音乐的熏陶。他的父亲林笃哉当过看牛娃,会唱山歌,也会拉胡琴,吹笛子,母亲六岁来到他家做童养媳,喜欢唱《哭亲娘》等民间小调,也会拉胡琴。他的妹妹林平湘(笔者的外婆)也非常爱好唱歌,因此,他的家庭音乐氛围很浓,每当夏夜纳凉时,一家时常举行小型演唱会。
林超夏10岁读小学时,就学习二胡、笛子。12岁时,随父亲全家迁居上海。14岁时,父亲给他买了一台旧小风琴,从此他和妹妹平湘学唱《英文名歌101曲》中的歌曲。在中学阶段,他还跟外籍教师苦学了三年半小提琴。课余常约一些同学,各自带小提琴、口琴等乐器来家开小型音乐会。他还喜爱外语,除英语外,还学法语、德语、梵文和世界语。
1932年春,林超夏考入上海建设大学,不久,建设大学停办,他又于当年秋天转入上海光华大学,学习文科。1933年秋,他才如愿以偿地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,师承萧友梅校长和黄自教授,专攻理论作曲专业,还跟俄籍教授、提琴演奏家介楚士奇学习中提琴,当时他创作了《姐姐》《怀念》等小提琴独奏曲。
在上海音专,他是半工半读的学生。由于家庭不能供应他学习和生活的费用,他只好白天挤时间去中小学兼任音乐课,夜里为上海业余剧团的演出节目配乐,然后再以加倍的努力,抓紧时间完成学业。他租不起钢琴,贺绿汀(当时年级比他高的音专同学)每天将自租的钢琴借给他练习一小时。当时音专校长也非常同情他,允许他免交学费,但生活费用等都须靠自己解决。
1935年上半年,由民主爱国人士组织的上海电通公司成立,该公司拍过4部进步的影片:第一部影片《桃李劫》,主题歌为《毕业歌》;第二部《风云儿女》,主题歌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;第三部《自由神》,主题歌为《自由神》;第四部《都市风光》,主题歌为《西洋镜歌》。林超夏一直坚持为这些影片配乐灌音。
舅公对音乐的喜爱,影响了我们家几代人,当我小的时候,家庭演唱会其实也会时常在我们家出现。1988那年,父母斥巨资为我买了一架钢琴,这可是我们当地小县城第一架私人钢琴,我感觉特自豪。在没有KTV的年代,弹琴唱歌成了我们家娱乐时间的主要节目,外婆偶尔清醒的时候(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)也会给我们弹唱,以至后来我母亲、我乃至我女儿都喜欢在闲暇时弹弹琴、唱唱歌,其乐融融。
从小受音乐熏陶的我,后来考入艺术院校,多次获得一等奖学金,被评为省级优秀毕业生,毕业后留校工作。虽然没能取得像舅公那样的音乐成就,但我一直以舅公为榜样,认真负责地在平凡的岗位中努力工作。
1937年7月,林超夏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毕业,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。不久,他从上海回到家乡温岭,在温岭县中任音乐教师。同年10月底,中共地下党秘密领导的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(简称“青战团”)成立。他是首批入团的青年,并很快成为该团的中坚力量。那时下乡巡回演出,他常用小提琴在戏台上为《大刀进行曲》等抗战歌曲领奏和伴奏,很受群众的欢迎。
抗战期间,林超夏经常组织剧团排练节目,进行演出宣传。当时他为话剧《火》作曲配乐,曾去新四军浙西办事处驻地,演出《海岸的哨兵》《东北,我们的家乡》等节目,慰问游击队和游击区农民。
他先后在昌化县中、浙西第二第三临中、温岭师范学校、温州中学任音乐教师,用音符铸就时代烙印。1944年又被福建音乐专科学校聘为副教授,教对位法、和声。福建音专的外籍教授对他的歌曲《海岸的哨兵》很是赞赏,认为这曲子的创作,既根据世界公认的理论,又有中国民族的特色,特别最后一句“从黑夜值守望到天亮”,它以上升的男高音“”结束,正如异峰突起,象征着无限光明,在世界音乐创作史上没有先例。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,林超夏辞退了福建音专的职务,回到了上海。1947年,他进入上海市交响乐团,担任中提琴演奏员。1949年5月,上海解放了,上海市交响乐团改名为上海市人民交响乐团,林超夏继续担任该团的中提琴演奏员。就在那时,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且鲜为人知的事情,即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配器。众所周知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曲作者为聂耳,但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只谱写了主旋律,我们所听到的管弦乐队演绎出来的版本,还要经过配器者的创作。在不同历史时期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有过三版主要配器,林超夏的配器就是其中之一。1949年大中华唱片厂在国庆当日发行的国歌唱片,即由他配器改编为管弦乐,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演奏,是新中国成立后首版用于典礼的国歌唱片。
因为解放了,林超夏很兴奋,日夜参加演出,不肯停歇,导致卧病住院。乐团领导和全团同志联名写信慰问,陆续到医院看望他。林超夏半年后出院,因身体虚弱回温岭家乡休养。在这之前,我不知道也从未想过庄严的国歌有林氏家族的贡献,让我不禁对舅公肃然起敬。这段旋律已经响彻祖国每一寸土地,同时也深深刻入每一位中国人的心里。
1953年,经贺绿汀教授介绍,林超夏到浙江省师范学院任音乐指导。虽然病躯没有痊愈,但是他依旧努力教导学生。他创作了小型歌剧《牧羊姑娘》,组织学生排练,并化装演出。他参与浙江越剧团的改革工作,提出“洋为中用”建议,采用西洋乐器来补充和丰富民族乐曲。他建立了杭州管弦乐队,自己担任指挥,去大会堂演出。他还筹备成立中国音乐家协会杭州分会。
1956年上半年,在各县举行民间歌舞比赛的基础上,逐级选拔优秀节目,先后参加浙江省民间歌舞会演和华东六省市民间歌舞会演,林超夏都应邀担任评判员。他还写过两篇评论民间歌舞的文章,刊载在《浙江日报》上。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说:“我们浙江有林超夏这样的音乐人才,倒没有发现!”同年8月,他去北京参加音乐周活动,并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。随后回到浙江,去台州、温州传达北京音乐周活动的意义和内容,了解当地民间音乐和戏曲活动的开展情况。
1957年底,林超夏受中央音乐学院吕骥院长邀请,被该校聘为副教授,在作曲系教复调。这时他将《兰花花》《信天游》《无锡景变奏曲》《想情郎》《藏族舞曲》等民歌、舞曲改成钢琴曲谱,编入《成人钢琴曲集》。1960年,林超夏转到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工作,负责作曲专业教学,参加编写《民族乐队乐器法》,开设讲座,辅导青年教师。1964年,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和原艺师合并,建立中国音乐学院,林超夏也随着去该院工作。文革开始,中国音乐学院并入了中央音乐学院,林超夏又回到了原中央音乐学院工作。
解放以来,林超夏不但长期带病坚持工作,而且为了教学和演出的需要,还学习新疆语、蒙古语、越南语、朝鲜语和俄语。无奈由于动乱干扰,病魔缠身,他只好于1975年退休,1976年10月回家乡温岭横山头疗养,1977年10月在温岭县人民医院病逝。
我的舅公林超夏一生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。他一贯认真演出、教学、创作,毕生为人民的音乐事业操劳。作为晚辈的我,虽没有显著的工作业绩,但我也同样拥有那份“真”,愿意在音乐教育事业上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。
(作者系音乐学院教务员)